集体主义时期的妇女劳动与妇女革命以话剧文本_劳动保障世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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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时期的妇女劳动与妇女革命以话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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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计划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发展工业成为重中之重。随着全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集体主义时期妇女运动的重要任务。为了配合和宣传“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1962年至1965年间，中国内地的话剧舞台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气象”，各条战线的“斗争生活”在一批地区性和全国性汇演剧目、获奖作品中得到应有而及时的反映和再现[1]。1964年初，在全国掀起“工业学大庆”热潮。在这一热潮中，由中国作家协会牵头组成的中国作家慰问团于1964年3月4日到大庆油田进行慰问。而六幕话剧《出升的太阳》即创作于这一时期。“《初升的太阳》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党的领导干部、专业戏剧工作者和工农群众三结合创作的。”[2]剧组曾经三次进京汇报演出，先后在大庆油田、北京、山东等地演出两百多场，使得该剧享誉全国[3]。

《初升的太阳》与其它这一时期描绘妇女劳动火热场面的文艺创作一样，试图通过描写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公共性生产劳动的实际找到解放妇女的可能方案与可行路径。但是，该剧呈现的意义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在现实层面上，大庆职工家属仅仅参与公共性劳动是不够的，劳动妇女仍旧停留在“男工女农”的性别化劳动分工的“落后”现状里，只有通过走向工业领域争取和男工同样的劳动权力，实现争取“平等”参与劳动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实际上，大庆职工家属也只是在集体主义时期，通过“闹革命”的政治化行动，同时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与认可，才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政治上的承认，但经济上的不平等现状仍旧存在，并没有解决，以至于市场经济改革以后，经济地位急剧下降。那么今天，通过对话剧《初升的太阳》的解读，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是重新追索性别平等现实操作路径的可能性问题，也是思考、想象妇女解放道路的起点在哪里的问题。

剧作家、著名话剧导演孙维世，1964年春天来到大庆油田安家落户。与其说主动要求来到大庆油田考察体验生活，不如说是多年来的艺术创作经验与知识分子的职责推动着她来到这里。孙维世成长于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孙炳文是革命先驱，母亲任锐同样是一位坚强忠诚的老共产党员，而周恩来总理则是她的养父。自幼的艺术启蒙，再加上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七年的专业学习，为她以后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孙维世回国后经历了解放战争，深入到中国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并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都为其日后创作话剧《初升的太阳》奠定了基础。1965年12月，在大庆油田生活了近两年的孙维世，与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一起合作，编导了歌颂大庆职工家属“闹革命”的多场话剧《初升的太阳》。

《初升的太阳》描述的是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她们来自于全国各地、五湖四海；不是一个人来，而是拖儿带女；她们有的来自于城市，有的来自于农村，但是都没有正式工作，而她们汇聚于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现团聚，重新组织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下去。家庭，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中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但在建国以后，特别是经历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之后，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位实际上逐渐被整合进互助组，家庭不再是创造劳动价值的生产单位，而是再生产和消费单位。但在集体主义时期，城市/乡村、工厂/家庭的二元化区隔却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也直接造成社会主义工作与党的妇女工作在二元化体制下对妇女问题认知的不同与差异。妇女问题被割据为城/乡、社会/家庭二元问题，特别是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带来的不一定是城市妇女的充分就业，也可能产生大批不从事直接生产劳动的家庭妇女，或者只从事工业辅助性生产劳动的家属工。而在农村，劳动妇女的公分普遍低于男性，也直接造成了农村妇女地位的不平等。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大批参加生产会战的职工汇聚于此，边生产边建设，直到1960年冬季来临之前，一批干打垒房屋建成，职工才逐渐搬离牛棚大车店，居住条件才有所改善。此后，大庆职工家属逐渐来此落户，《初升的太阳》的主角就是这些来到大庆油田安家的职工家属们。

全剧共分为六场。第一场第一幕发生在开往大庆油田的列车上，几位家属职工主角逐一登场。辛玉红，来自于农村的职工家属；林彩英，来自于南方城市的职工家属；罗书记，钻井大队总支书记。随着列车逐渐接近大庆油田，关于油田的生产建设成为车上旅客们谈论的主要话题。英雄王铁人是什么样？钻井是什么样？工业大城市又是什么样？在七嘴八舌的谈话中，戏剧的矛盾冲突逐渐显现出来：郭彩英多次抱怨作为石油工人的丈夫长期离家，只知道生产劳动，而忽略了对家庭的照顾，之所以能主动从另一个城市来到大庆油田，是因为对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向往与憧憬：“办公有办公大楼，住的是福利大楼，买东西有百货大楼，到处是高楼大厦，电灯电话,窗帘沙发,要啥有啥。街道上是柏油马路、街心花园、文化宫、剧场、电影院——爱人上完班，遛马路，看电影，爱干啥就干啥，那可比农村强得多！听说大庆人住的房子叫干打垒,比大楼还好呢！”[4]4-5而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的大庆油田，除了高高的井塔以外，就是无边的草原。家庭的温馨生活、日常享受与生产劳动的紧张繁忙、生活条件的艰苦恶劣这条隐含的、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成为戏剧呈现与力图解决的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