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劳动与节庆日辛德勒的名单的文化解读_劳动保障世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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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劳动与节庆日辛德勒的名单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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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评选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1993），早已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名作。影片的历史性和文化性都吸引着电影评论者及影迷的关注，正是这部影片使在电影故事片中直接呈现“二战”时期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为可能。①作为一个文化的主题，影片中的大屠杀及辛德勒在救助犹太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名单”与“劳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最终与影片承载的犹太文化及历史记忆结合在一起。本文的目的是分析《辛德勒的名单》中“名单”及其背后“劳动”问题的文化意义，将其与大屠杀的现代文化机制，以及犹太人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安息日”相结合并展开分析，希望借此解读影片的深层文化意义。

名单与劳动的资格

影片的主体部分是1939年波兰沦陷后犹太人的遭遇，其中有关大屠杀的影像始于波兰南部文化名城克拉科夫的火车站，以书记员登记犹太人姓名为开端。随后，犹太人自报名字的声音、书记员呼唤名字的声音，与次第浮现的犹太人的面孔，以及打字机上打印出来的名字组接在一起。这是“名单”主题最初的凸显。对于个体而言，名字是人的重要标识，也标明了他与亲人的血缘关系，同时又是家族记忆得以存在的依据。对于某个民族而言，名字的集合将参与刻画族群的历史和文化肖像。与此相应，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名单则代表了名字的档案化，是使名字被权力机制所注视和掌控的方式。纳粹军事占领区的居民登记活动，代表了军方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是地方权力操控的起点，以及现代性进程中“工具理性”的制度化显现。而专门针对被占领区犹太人进行登记和集中化管理，更是纳粹德国所实施的大屠杀在行政手段上的发端，它开启了财产剥夺、强制劳动和肉体灭绝的后续行动。这是“工具理性”对“秩序性”和“整齐划一”的孜孜以求所结出的文明恶果，集中营强制劳动的反文明特征就是这种“秩序偏执”的另一副面孔，它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创造了人的劳动”逆转成“使人走向毁灭的劳动”，使“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劳动”蜕变成“将人变回动物的劳动”。②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名单的建立和管理，最初即被呈现为大屠杀的一个必需步骤。影像里打字机的机械运动，是书记员书写犹太人名字的过程，也匹配了大屠杀作为社会行为在运作中刻板的体制化意味。

电影中第二次出现档案登记场面是在犹太人迁入隔离区的情节段落中。个人档案、统计表格和身份证明文件是他们进入隔离区之前必须经历的行政流程。档案手段的运用，不但在隔离区的建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在之后大屠杀的实施中变成了暴力罪行的指南。这个段落里，电影再一次刻意呈现了排队的犹太人、书记员的桌子、自来水笔、墨水、表格以及用来核准文件的图章。

主人公辛德勒是一位开办军需工厂的德国人。犹太人隔离区中居住的犹太人，通过劳动档案和相关的证明，可以进入军需工厂的工人名单，变成战争机器下的廉价劳动力。影片的另一位主人公以撒·斯泰恩是克拉科夫“犹太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辛德勒通过他招募开办工厂必需的工人。名义上统筹犹太人事务的“犹太委员会”，最初职能之一就是草拟犹太人工作的章程（Drawing up lists for work detail），并编制人员名单和财产清单。③这个在纳粹屠刀下毫无用处的职能，在招募工人的段落里讽刺性地转变为伪造工作档案和证明文件的行动。伪造活动利用了纳粹官僚体制“只认表格不认人”的刻板性，达成了有益于个体的目的。斯泰恩伪造了一部分工作档案，帮助一些熟人拿到了纳粹占领军下发的蓝色档案卡——这代表卡片的所有人是对军方有用的技术工人，然后再帮他们获取进入工厂劳动的资格。他将文学教师伪装成金属打磨师，作家伪装成制造工人，并依靠辛德勒工厂核发的工作证帮犹太朋友获得蓝色档案卡。电影在此讲述的其实是大屠杀的筛选机制，能进行生产的技术工人被留下，其他人则可能因失业面临更为窘迫的境况，或被送入集中营。在这个情节中，电影又一次呈现了有关文书和表格的内容。

辛德勒到火车站解救斯泰恩的段落里，同样设置了一个名单的特写，台词中也三次提到名单。上班途中的斯泰恩因为没有随身携带工作证明，被送上了通往集中营的火车。火车站上负责名单的书记员对辛德勒说：“他在名单上，这份名单是正确的。”负责运送犹太人的德军中士说：“这份名单正确无误，抱歉，我们不能通融。”他们口头上严格遵守的“正确”，使他们成了刻板的纳粹官僚体制的代言人，也是大屠杀中平庸的作恶者。在辛德勒的威胁下，斯泰恩虽然得到了释放，但书记员又刻板地要求辛德勒在名单上签字以示负责。他说，是否将斯泰恩送往集中营“对我们没有区别，可以抓别人充数。名单的缺点就是太死板，毕竟是白纸黑字的文件”④。这可以视为大屠杀参与者的“工作自述”，意味着他们在这场浩劫中的角色只是庞大官僚分工体系中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书写、制作和保管名单的小角色，必须听从长官的命令。就这样，他们在大屠杀的进程中用“技术的责任”（正确与否、可否通融）代替了“道德的责任”（善与恶）。而电影设置的情节里，他们又轻易地屈服于辛德勒的威胁和恐吓，这也说明此类表面上极为刻板的文书工作，也不是丝毫没有道德观念的运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