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劳动与节庆日辛德勒的名单的文化解读(2)_劳动保障世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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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劳动与节庆日辛德勒的名单的文化解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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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后续的情节里，犹太人又一次被从居住区中强制驱逐出去，一部分人被现场屠杀，一部分被纳入了劳动营（Labor Camp）。在这个驱赶犹太人的过程中，再次出现了犹太人在书记员的桌子之前排队的场面，他们被按照性别分开，送入劳动营。电影在这个段落里一再提到：在犹太人被甄别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必须排队，但存在着“好的队伍”（Good Line）和“坏的队伍”，它们分别呼应着影片后续情节中的“好的名单”（Good List）和“坏的名单”。电影还展现了占领军在隔离区手持名单搜索居民家庭，搜捕和枪杀名单上犹太人的场面。这同样显示了那些表面看来缺乏秩序的排挤和迫害，那些强迫排队，强制甄别，按照名单处决的过程，遵循的是“理性”和“严谨”的工作方案，这是电影承载的悖谬的历史面貌。

“二战”中的劳动营是集中营的一种类型，它往往并不专门建造用于种族屠杀的现代设施（如毒气室），而是以强迫劳动和虐待的方式压榨犹太人，并有计划地在集中营内外进行暴力屠杀。电影里的辛德勒曾以贿赂的形式，让劳动营里的书记员将特定的犹太人纳入工人名单，以便他们能在集中营外相对安全的军需工厂工作，比如年老的帕尔曼夫妇、聪明的孩子亚当和犹太拉比里瓦图。⑤被纳入名单、获得在工厂劳动资格的犹太人，将获得较多的生存机会。战争临近结束时，影片中的辛德勒要带一批工人迁离劳动营，回到家乡奥地利继续开办工厂。这份要被带走的工人名单，就是电影赖以命名的“辛德勒的名单”。电影里的犹太人称这份名单是“好的名单”，因为它是纳粹集中营以及灭绝政策所必需的那种“坏的名单”的对立物。两者的重大差异在于，辛德勒的名单不是按照纳粹集中营的筛选标准，仅仅选择可以继续工作的劳动力，而是依照工厂厂长的个人记忆进行编排。名单包括所有投资过这座工厂的犹太人“股东”、工厂里所有的孩子，以及每一位辛德勒熟悉的犹太工人。这份名单的制作被描述成一场记忆、口述和书写的过程，辛德勒通过记忆口授给斯泰恩，由后者打印名单。斯泰恩还不断质疑辛德勒，猜测他是不是按人名付款给集中营指挥官（pay for these names）。用一笔金钱，换取名单上的一个名字。这个情节将“赎买”劳动者纳入了“救赎”的过程。如斯泰恩所说：“这份名单代表着至善，这份名单就是生命。名单的外围是深渊。”⑥

另一个颇有意味的段落，是辛德勒工厂里的犹太女工被误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节。当这些犹太女工和孩子们意识到他们来错了地方时，刚下火车就有人提出了疑问：“管名单的人在哪儿？那些桌子在哪儿？”这些长期经受死亡威胁的人们，本能地将 “管名单的人”（Lists makers）和劳动力登记手续确立为工作资格的保证，也是特定情境下一种生命安全的虚幻归属。这个段落显现了纳粹大屠杀最邪恶和阴暗的本质，它以死亡的恐惧和严密的行政手段将被奴役者体制化了。⑦历史上的奥斯维辛恰恰是一个仅以编号来标识劳动力的集中营，犹太人在那里被剥夺了名字，仅仅是公文上的统计数字。⑧与此相应，电影里奥斯维辛指挥官毫不在乎这些劳动力的死活，他许诺派给辛德勒大批更加强壮的犹太劳动力作为交换。他说：“你不该对这些名字那么执着。那会衍生出很多文件处理工作。”⑨而辛德勒以重金贿赂的方式换取了名单上的犹太人之后，电影随即转换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名单的特写和点名的场面。被点到名的犹太人重新登上火车，延续了生存的希望。电影再一次强调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特殊性——辛德勒从奥斯维辛救走了一些犹太孩子，而他给出的借口是：孩子们是他开办的兵工厂的工人，他们的小手能比成年人更灵巧地从内部打磨子弹壳。

如同影片的片名所示，《辛德勒的名单》的故事一方面基于“辛德勒的名单”作为历史文献本身的标志性意义，另一方面聚焦于大屠杀这一浩劫本身的现代性根基。因此，名单、劳动档案和劳动资格等之于该影片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电影中辛德勒的传记性内容，它是叙述大屠杀发生过程中犹太人故事的核心内容之一。正是借助这样的叙事主题，长期以来被认为难以用影像的方式予以再现的“大屠杀”得以在电影中显现，并充分地意识形态化和历史化了。

名单与四个“劳动空间”

电影中的辛德勒犹太人经历或见证了大屠杀所有的重要环节。最初，他们被强制迁入犹太人区，随后又被强制转移到劳动集中营，并有机会在营外开办的工厂劳动。最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错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救出后又在辛德勒家乡的工厂等来了战争的结束。以上的每一个迁移过程，犹太人都要从书记员的书桌前经历种种的行政流程和公文手续。与这些手续相对应的，是四个不同的劳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