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个核心原理一个思想_劳动保障世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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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个核心原理一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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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史来看，马克思在19世纪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使得政治经济学进入一种经济学、政治学与哲学三者之间相互融合的学术传统。政治经济学这门学说自此不再能够以缺乏自我反思的形态存在下去。这一批判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板块，也成为长久以来理解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理论视界。同时，伴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所显现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变局不断催生出新的世界性问题。尤其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冲击，使全球化逐步进入一个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关系高度复杂而多变的局面。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对以资本为轴心的现代世界的深刻审查，成为我们需要不断开启的理论课题。如果进入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深处，我们便会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六个核心原理值得被深刻把握。

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始问题

马克思在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回顾了自己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大致经过，其中说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1](p591)这里的“苦恼的疑问”指马克思在1843年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所遭遇的“物质利益与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之间的矛盾冲突，这里的“第一部著作”便是这个时期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理论成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清醒地表明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起始动因，并且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的德国观念论传统的批判确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这一前提是以颠倒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客观唯心主义解释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始问题。

当马克思看到摩泽尔河两岸农民捡拾枯枝的行为被现行法律判定为触碰了受保护的私有财产时，他实际上便遭遇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政治法律本应让每一个公民各得其所，然而却在现实利益面前出现难以弥补的裂口。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现实冲突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他由此看到莱茵省议会，乃至普鲁士当局政治上的局限性和道德上的伪善面孔，并开始发现：林木盗窃法、书报检查令、出版法、关税法等一切法律的本质，只有在社会各方经济利益的纠缠中才能获得真实解读。当马克思带着在莱茵省议会上被争论的种种现实冲突去求助于他此时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观念，即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时候，年轻的马克思遭遇了思想上的巨大矛盾。这是因为，以“人民理性”为代表的国家出现了背离人民的状况，社会现实的经济利益问题让黑格尔式的纯粹理性原则发生自我分裂，使得这一理性世界观难以自洽。因此，马克思的“苦恼的疑问”实际上是对黑格尔理性哲学的疑问，并由此促成马克思哲学立场的内部反思。在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洞察中，这一理论矛盾和内部反思提升为对社会物质利益与理性国家的关系的讨论，其理论结果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成果并不仅仅是马克思对一般哲学理论的兴趣，而且是其致力于社会批判工作的必然结果。它表明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已从政治、法的抽象观念转向了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关系。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开始系统批判黑格尔的标志性著作，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获得这样一种认识：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是不可能存在的，即“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和法的关系”。这一认识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立场的反驳，更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工作确立了直接的理论对象。不是抽象的理性国家，也不是纯粹的法的形式，而是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真正起点。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和法的关系”的判断至少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思想要点：（1）市民社会并非如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所论述的那样。它不是自我证成的物自体，不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形态和为实现精神的自我完成而需要扬弃的对象。相反，市民社会即现实的感性的物质生活关系是一切精神之物存在的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2](p251)（2）黑格尔的法哲学旨在论证政治国家的本质，但却无法保证市民社会内在的统一性。这是因为黑格尔将“有意识的理性”设定为国家的先在的原则，并把君主立宪制描绘成理性国家的固有形态和典范，但却固守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前提。“在长子继承权中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行使什么权力呢？行使这样的权力：政治权力使私有财产脱离家庭和社会，使它变成某种抽象的独立物。”[3](p124)黑格尔至多看到市民社会的贫困现象且判断其无法根除。（3）消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状态不是对国家制度的简单修正，而是需要从市民社会入手。既然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真正活动着的前提，那就只能到市民社会的内部才能找到克服现代社会分裂的基础，这便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工作。搞清楚“物质利益难题”，需要到物质利益发生的地方去找答案；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首先是对现代市民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便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形成的马克思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