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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语言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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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肇始于19世纪末期并对当代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语言学转向”，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影响似乎并不突出。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语言思想，尤其是以
肇始于19世纪末期并对当代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语言学转向”，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影响似乎并不突出。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语言思想，尤其是以“实践”范式构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在当代语言哲学理论旨趣的演进背景下，已成为可能且必要的理论研究工作。这种研究不仅对于语言哲学研究来说是一种可能的拓展，也是对马克思既有哲学思想的一种进一步发挥。
一
语言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一般划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一划分不仅可看作为共时性的，也可看作是语言哲学发展的历时性概括。而随着语用学的新发展，语言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维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可能。
“语言学转向”源于对传统形而上学或人类知识的一种反思和批判，它所涉及的是哲学史上很古老、也是很难解的“两个世界”的问题。其中，关涉语言与实在关系的“指称”概念被主题化为反思人类知识并寻求真理的有效审查工具，在这方面，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语言哲学家们做了大量工作。早期语言哲学家们以语词的所指取代意义，甚至断言在语词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充当中介的意义，并基于这一立场对传统形而上学做了激烈的批判。
无所指的指称问题，这确是困扰语言哲学家们的一个理论难题。如“孙悟空”、“金山”、“飞马”等耳熟能详的名称，这些语词指称什么？人们没办法为这些语词指出对应的所指，那么按照指称论的原则，这些语词就该是无意义的。但令人为难的是，在面对这些语词时人们仿佛能够理解它们的意思，甚至还可能会联想起某些形象来。而“理念”、“精神”、“意志”等概念，如果全然否定其意义，同样会造成理智的极大困扰。弗雷格、戴维森、卡茨和塞恩斯伯里等语言哲学家意识到将语词的意义诉诸于所指难免会遭遇指称问题，更无法保证其语义的确定性，因此都不同程度地在语词的意义和所指两者间对意义有所偏重，并使意义逐渐成为语义研究内相对独立的领域，而指称概念逐渐被驱逐出语义学研究的范围。这种努力确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意义能摆脱所指的制约而独立，则语言的自律也就可能，而且语言一旦自律，就能在它与实在的关联中表现出某种能动性，甚至以语言取代实在在指称中的基准地位。只是如此一来，依莫里斯对语义学的说明——语义学主要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述努力却是理论视域的日渐狭隘。
语义学范围内呈对立态势的二极化指称立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指称做简单化的理解，仍局限于抽象语言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语用学对指称的讨论，更贴近从言语层面对语言以及语词对所指的指称做某种理解。维特根斯坦就明确指出：“哲学家们经常谈到要对词的意义进行研究和分析。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词没有一种仿佛由某种不以我们为转移的力量赋予它以意义，以致人们可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以便发现一个词真正地意味着什么。一个词具有人们赋予它的那种意义。”[1]斯特劳森也谈到，“语词本身也谈不上提到或指称什么东西。正如同一语句能用来作出具有不同真值的陈述，同一语词也能具有不同的指称使用。‘提到’或‘指称’并不是语词本身所作的事情，而是人们能够用语词去作的事情。”[2]在语用学的观点看来，关键不是语言的功能而是人们使用语言完成的言语行为，这种理解方式更贴近于人类日常言语的真实面貌。语用学为言语行为寻求一个主体即增设了负责任的语言使用者，这种理论使语言结构由语言和实在间的抽象对峙变为使用者用语言进行言语行为的三元结构。
语用学理论建立起的“人—语言—实在(所指)”的言语行为结构，为理解语言问题敞开了一片广阔的论域亦即人与实在的直接关联，而这种更为直接的关联，也为进一步深入理解语言的作用与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的维度——语言的实践维度。事实上，斯特劳森的“语境”和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了言语和人类实践之间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比之语义学，语用学看待语言的视域更开阔。它不仅把语言问题延展到言语层面，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非言语的实践问题。应当说，实践、言语和语言之间的关联已经有所展现。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和晚期维特根斯坦看待言语的方式，即“语言游戏”说(language-game)，在旨趣上是相近的。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3]7。在他看来，人们做的各种各样的游戏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共同形式，人们无法提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游戏规则，它们之间只是有一种亲缘关系，维特根斯坦将其称为“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语言游戏”概念是对语言和游戏做出的类比。语言就如游戏一般，也有各种用法，并没有关于使用语言的普遍规则。维特根斯坦明确“‘语言游戏’这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3]15在他看来，作为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并不是通过解释或是定义学会的，它只能通过训练习得，而习得一种语言游戏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所谓生活形式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地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4]实际上，生活形式就是一种“实践”。
文章来源：《劳动保障世界》 网址: http://www.ldbzsjzz.cn/qikandaodu/2021/0217/5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