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片大闹天宫中小猴的劳动图像研究(4)_劳动保障世界杂志社投稿_期刊论文发表|版面费|电话|编辑部|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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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片大闹天宫中小猴的劳动图像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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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建立在斯密生产性劳动的现实性和黑格尔精神性劳动的超越性的基础上，并作了扬弃和改造。马克思认为，个人是生产劳动决定的，既和他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怎样生产一致，生产是反映人的本质的镜子，从而开辟了一条通过劳动解放而走向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现实性道路。［9]216-218在此前提下，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工厂的儿童劳动，认为“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因为儿童劳动教育不仅提高社会生产，还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列宁在1919年《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为了“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最迫切的任务是……把教学工作和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10]746-747。

其实，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一文中就有对“劳动童子团”的描述，但儿童的主要工作是“放哨”“检查烟赌”和“破除迷信打菩萨”，并“在人民学校读书”，可见劳动尚未有意识地归入童子团工作和教育的一部分。［11]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苏联“少年先锋队”组织介绍的著作大量在中国出版，但这些内容都未涉及劳动教育。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列主义儿童劳动教育理论才被全面系统地引入中国。1956年，列宁《党纲中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文》在中国出版，其中重点论述了儿童劳动教育。［12]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3]同年，周恩来在《给全国少年儿童的题词》中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希望新中国的儿童们，从小就养成爱学习爱劳动的好习惯，准备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好劳动者。”［14]而后，1958—1959年间，以“教育”和“劳动”为主题的著作频繁出版，主要包括马列理论原著和中小学生劳动实践经验总结等。①这些著作包括但不限于：（1）中国青年出版社：《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2）北京教师进修学院教育研究室：《论教育与劳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理论摘录》，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3）湖南人民出版社：《论教育和劳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其中，毛泽东关于“劳动与不劳动是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分水岭”，以及劳动是阶级社会中的生产斗争等话语，常在中学生劳动实践总结中被引用。［15]1959年，周恩来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在我们的学校里必须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养成从事生产劳动的习惯，使他们（儿童和青年）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16]。“教学怎样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17]到影片制作完成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表达演化为“坚持劳动才能坚持革命”［18]。

1959年《闹》开始筹备时，恰逢马列主义儿童劳动教育观在中国普及。主创严定宪、林文肖夫妇在访谈中告诉笔者，与《闹》的主要角色大多都由张光宇独立美术设计的情况不同［19]，小猴作为群众演员，编剧和导演并未做具体设定，而是给创作团队极大的创作空间，编剧李克弱（1916—2001）在最初的文学剧本中有关“众猴采摘果实”“采桃，传桃”“摘了一个最大的桃子，传递献给猴王”等描述，后来被演绎为上述的劳动图像。在美影厂1960—1961年间的几次内部工作会议记录中，《闹》副导演唐澄（1919—1986）②1965年美影厂在写给上海电影局有关调查导演万籁鸣的回信中谈到，因万籁鸣在导演《闹》时已年满60 岁，精力有限，因而许多具体摄制工作交由副导演唐澄负责。信件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等人的发言屡屡提及“大跃进”一词，不仅意指社会生产劳动的“大跃进”，美影厂的美术片生产也同样纳入到“大跃进”体系；并且在那个年代，所有包括美影厂在内的单位员工，每周定期组织集体大扫除，集体劳动观念和思想改造遍布全国每个角落，影响广泛深远，直至后来发展成为全国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1964年，《闹》下集刚摄制完成，尚未来得及组织内部放映，美影厂的年轻人就匆忙收拾包裹，加入“上山下乡”的劳动大军。③来源于《闹》原美术设计林文肖与笔者交流时的口述材料。

结语

《闹》中极富时代特征的小猴劳动图像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术片劳动表达热潮中应运而生的，同时又处在1960年前后美术片劳动表达由宣传教育转向劳动者身份认同的变迁之中，因而片中对劳动主体、行为、场景和劳动内涵的塑造，无一不密切反映时代价值观念，所有细节要素都围绕“劳动”这一主流思想和意涵来构建，因而呈现出形式多样、内部逻辑严谨的经典劳动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