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个核心原理一个思想(2)_劳动保障世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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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个核心原理一个思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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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阶级立场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推动了其理论焦点向市民社会这一现实领域的转移。私有财产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对抗，即是这一转移带给马克思的直接发现。马克思因此找到了德国人民现实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全部苦难的根源——“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在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作的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4](p8)这表明马克思已充分地认识到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关于现代主要问题的知识，一方面来源于其对黑格尔法哲学及其所代表的德国政治意识形式的理论批判，以及对恩格斯和赫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吸纳，另一方面则取决于马克思对德国社会现实状况的深刻观察、体验与反思。马克思在导言中形象地描述了德国国家制度的时代落后性：“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4](p8)19世纪的德国社会代表着与其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不在同一时空维度中的旧制度的公开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旧制度的批判是没有意义的。相反，由于这一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对德国制度的批判不仅具有民族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马克思看到，虽然英法各国完成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而建立了资产阶级现代国家，但它们仅仅在政治领域宣布了对私有财产特权的废除，也仅仅在政治领域宣告了人民之间的民主与平等。而市民社会这一根本领域却没有实质性变革，它仍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

从上述德国社会的“时代错位”出发，马克思超越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理性认识，进而转向实践领域。如其所说：“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4](p11)马克思这里所提出的实践课题，不同于黑格尔法哲学中思辨理性的外化活动，也不是以人的类本质为起点的宗教批判活动，而是“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活动”。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来看，这一所谓“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不同于“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它内在地要求：对市民社会的彻底批判，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分裂的消除，不能停留于资产阶级这个特殊阶级的革命活动，而是要进行“普遍的人的解放”和“彻底的革命”。这便是德国革命的前景，即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的解放，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这一彻底的革命实践的现实性方面，马克思指出，需要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完成“普遍的人的解放”这一革命目标的社会力量，这是由这一阶级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作为资本主义工业运动的产物，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由此将无产阶级称为“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意在表明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否定方面，其彻底的要求是“否定私有财产”，并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无产阶级这一要求的完成，代表着由私有财产所造成的社会分裂状态的弥合，它内在地要求现代政治制度与经济生活的高度一致。马克思通过提出关于现代政治社会的批判要求，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了一个鲜明的阶级立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无产阶级立场，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以一种大历史的视野得到进一步论证。从政治经济活动发生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生存与统治的根本条件，是雇佣劳动条件下资本的不断积累和财富不断地向私人手里集中。然而，生产的社会化运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无产阶级作为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产物，它的队伍不断扩大，并亲身遭遇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历史创造性与当代危机。“生产过剩的瘟疫”[5](p38)与普遍的赤贫呼唤着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社会化的历史运动相适应的政治领域的积极变革。这种变革的现实性不是来自反抗剥削的激情，而是来自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运动，它的最近目标是夺取政权，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真正的革命实践，根植于经济现实之中，且必须同时被当作政治斗争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