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个核心原理一个思想(5)_劳动保障世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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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个核心原理一个思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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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探索

19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伟大创作时期。1857年纽约发生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到美国其他地方以及欧洲、南美洲和东方的重要世界市场中心，成为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机。马克思将这次危机视作1848年革命之后的又一革命契机，表现出极大的创作激情。为了给这一契机的到来提供充分的准备性材料，马克思再一次深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关于这一研究的动力和状态，马克思曾在1857年12月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说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11](p140)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从1857年7月到1858年10月写作的八个笔记本的经济学手稿。这便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关于这一手稿的思想史价值，意大利学者默斯托曾给予该手稿高度评价，将其称为“马克思的巨著的第一稿”，认为其“作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深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它包含着在《资本论》的所有准备材料中可以发现的主要理论思想”[12](p25)。《大纲》与《资本论》的亲密关系可以从一个角度得到说明：虽然《大纲》是未完成的经济学手稿，且在马克思生前未正式出版，但它却是马克思真正构建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体系的重要文本。思想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对研究的方法提出要求，马克思在《大纲》中有一节便是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为标题，探索并阐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理论事业的方法论问题。

（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讨论了两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第一条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道路，即“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的研究方法，它诞生于经济学产生时期。这种方法的特征在于“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例如，“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并最终“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13](p24)。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从大量零碎的、混沌的具体表象中得出的关于经济关系的抽象范畴，是“越来越稀薄的抽象”，它不包含任何具体的规定，只能是空乏的。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对其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来说是不可取的。

第二条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马克思将其称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是对第一条道路的逻辑深化，其结果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里再现了的具体，不再是作为完整的表象或生动的整体的那个出发点，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当然，这种在思维的综合中生成的具体，并非是纯粹逻辑的演绎，因而与黑格尔《逻辑学》中构成观念逻辑运动的环节的外化具体完全不同。在黑格尔那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3](p25)。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建立在了唯物主义的地基之上。正如“交换价值”这一范畴之所以是具体的，并不在于它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直观交换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而在于它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13](p25)。其具体性就体现为对这里的“一定关系”的综合与统一。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所认可的科学方法，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关于这一思想史传统，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内田弘有所指认：“斯密展开体系的方法继承了欧洲学术史上的正统方法，马克思对此作出了肯定，并继承了这种方法。”[14](p58)关键在于，这种思维逻辑上的科学方法在何种状况下才是正确的。这就关涉到马克思在《大纲》中所探索的第二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研究方法，即“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它成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差别。

（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在马克思看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道路，只有同时作为历史运动才能获得理解。这并不是说历史运动是作为逻辑的外延而与之保持一致，而是说逻辑运动具有深刻的历史线索。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推进过程中，这一方法将一般的经济范畴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使其获得规定性。如马克思所说：“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13](p29)这说明，每一个在抽象中上升为具体的经济范畴，不仅是“逻辑的”，还应当是“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