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个核心原理一个思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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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存在论的本体论批判 1845年马克思从巴黎被驱逐至布鲁塞尔后继续深入研究经济学，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存在论的本体论批判

1845年马克思从巴黎被驱逐至布鲁塞尔后继续深入研究经济学，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1](p591)正是在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实现了一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创立。在当时德国思想界日益嘈杂的背景下，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决定将这一新的世界观发布出来，以便清算一下“从前的哲学信仰”。于是，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阐述。我们发现，伴随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全新世界观的建构过程，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题与关于社会存在论的本体论批判深深互嵌在一起。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构成马克思社会存在论思想变革的基础，反过来，对社会存在论的本体论批判又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理论旨趣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正如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经济范畴的“具体化”过程，并由此“表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理论发展中的相互作用”[8](p186)。为了清楚地理解这一“具体化”过程，以便发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其经济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形态》中如下观点的把握将是必要的。

（一）“生活决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首要地表现为经济史决定人类史

《形态》直接地批判了当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将宗教、概念和观念的东西看作统治现实生活的根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嘲讽其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并揭示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9](p10)这些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对“生活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的重新理解。当转向“德国现实”和“与批判工作相联系的物质环境”时，马克思阐述了如下革命性观点：“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9](p17)这表明，真正的历史不是宗教的或观念的历史，只能是现实物质生产和交往的历史。现实生活的历史首先是经济生活的历史，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马克思在《形态》中充分肯定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为新的历史观所提供的“唯物主义基础”，并由此主张“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9](p25)。在此新历史观中的人的解放，不再从宗教或观念中的解放出发，它“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的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9](p19)。

（二）“现实的个人”是全部历史的前提，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体论根源

“生活决定意识”，“生活”不是“意识”或“观念”的生活，而是“现实的个人”的生活。所谓“现实的个人”即“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马克思将其视作“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其最基本特征是“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9](p16)。这种关于历史前提的规定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因为它突破了将意识及其内在活动看作全部历史的思辨话语。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活动不是纯粹意识的自我活动，也不是单个人的自然活动，而是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这种感性交往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就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在本体论意义上构成家庭、经济组织、政治国家、宗教团体等一切社会关系的感性基础。

（三）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分工这一政治经济学范畴，而分工是私有制的对等表达

《形态》在表述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时，有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始终贯穿其中，这就是分工。苏联学者拉宾指出：马克思此时已经跳脱出先前作为一般哲学问题的异化，将劳动分工的问题提到考察现实历史过程的首位[10](p334)。马克思明确指出“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9](p44)。分工是“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这些社会基本要素之间发生矛盾的真正原因，“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9](p28)，并带来如下两种后果：第一，分工导致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这表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分工产生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的现代私有制；第二，自发分工带来社会的异化状态，受分工所制约的个人之间自然而非自愿地形成一种强制性社会力量，“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9](p30)。只有在消灭私有财产以及生产力巨大发展，并建立起普遍交往，使狭隘地域中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的时候，对于这种经济异化的消灭才能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通过分工的消失断言：“建设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9](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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