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个核心原理一个思想(6)_劳动保障世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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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个核心原理一个思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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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劳动”这个经济学中的一般范畴，虽然其表象自古存在，但在马克思看来，它与产生它的社会关系一样，都是“现代的范畴”。从重商主义和重工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到重农主义脱离于货币（物）外壳的具有一般性的“农业劳动”，再到斯密抛开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具体规定性的“劳动一般”，这一系列劳动理论的逻辑实现，首先需要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出现这样的历史情境：“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13](p28)也就是说，社会的生产到了劳动不再会在某种特殊形式上被思考的历史阶段。显然，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劳动才可能是现实中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领域的劳动。只有放到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3](p29)。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范畴都总是以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历史作用为基础的。这也就意味着，从“完整的表象”出发到思维的综合“抽象”，再到包含着许多规定性的“具体”，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方法，还生动而深刻地表现着人类历史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当前现实的历史进程。因此，对经济生活的研究，就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社会结构的把握的基础上。

六、“资本与精神”：《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概念

19世纪60年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成熟时期，这不仅体现在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上，还特别地体现在《资本论》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主题的连贯性上。费彻尔将这一主题表述为“对异化和物化的批判”[6](p36)。应当说，这是相当深刻的，因为从马克思1843年前后开始进入经济学研究到有意识地开展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科学构建，他始终在体会社会历史中的人的生存异化，并在反思和回答一系列问题中寻找克服异化的办法。从这一主题出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体系中有一对关键概念值得关注，即资本与精神。

黑格尔曾就货币与精神的关系作出阐释。他认为，商品交换、货币等这些市民社会的范畴，作为“需要体系”的外在实现构成了个人自由意志的某种定在，但同时又是充满对抗和缺陷的，这来源于个人在物欲的沉沦中产生的关于精神实体的某种残缺。黑格尔将克服这种残缺的方式指向从市民社会中私人世界向国家这一精神实体的提升。与黑格尔的思想路向不同，马克思试图将个体从整体中解放出来。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及其增殖所构成的社会抽象整体才是侵蚀人的主体世界的根源，尽管在“抽象成为统治”的意义上资本概念与绝对精神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侵蚀主体世界的描述，又回到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劳动的对象化作为人改造自然之能动性的显现，在资本增殖的逻辑中遭遇无边的物化，人追逐私利的俗性使人在劳动中的自我实现畸变为人向物的实现。这样，人对自然的统治直接表现为资本的普遍统治这一颠倒的形式，这个过程由于其对劳动的反噬而成为一种异化力量。“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5](p269)资本作为对活劳动的统治，作为具有支配意志的价值，与丧失了主体性的贫乏的劳动相对应，这意味着“物的人格化与人的物化”这样一幅颠倒的社会图景的完成，其典型表现为“三大拜物教”。资本与精神之间的紧张，就深刻地发生在劳动主体对资本客体的这种从属机制中。

马克思形象地描述了未成年人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中所遭遇的精神压制：“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15](p460)，而“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企图在别的地方为他们找到职业的某些尝试，也都由于他们的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而遭到了失败”[15](p558)。这种“智力的荒废”和“精神堕落”是一种与自然的无知状况完全不同的社会产物，是资本肆无忌惮地追求剩余价值所结出的恶果。资本将工人变成畸形物，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有意识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由此，马克思说道：“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它不让这些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在它不断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从他们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跑掉。”[15](p661)在资本庞大的增殖体系中，工人仅仅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由于被资本生产体系编制为工具，这种自我意识并非能动的精神主体。在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主体深陷物质实践的规训而被动地下降为附属之物。于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个体生命的精神结构在两个方向同时得以展开：一方面，人的精神沿着“物”所设定的外在价值获得了某种偶然的自由定在；另一方面，人的精神被绑缚在资本增殖的链条上，自由意志仅获得一种单向度的可能。这是货币化生存世界的精神现象学，也是资本的二律背反。